從工業化到城市化：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觀察視角
上書房咨詢 2020-06-01 17:44:31
（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融學教授徐遠所著的《從工業化到城市化：未來30年經濟增長的可行路徑》丨上書房分享共讀）
從工業化到城市化，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歷史路徑的概括，也是觀察中國經濟社會變遷的一個視角。目前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恰恰指出了未來發展的方向。中國要完成經濟轉型，就要讓城市接力工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詞。基于城市的理論很不完備，需要摸索建立新的理論體系。
在經濟下行、房價上漲的全民焦慮之中，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40周年。這40年中間，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中國則從1978年白“一窮二白”，發展成2018年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做對了什么，下一步該怎么走？“中國奇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這個“奇跡”的下半場將是什么樣的局面？每個焦慮的中國人都在思索、等待一個答案。在上一年“北京清退”的整理中，在經濟減速的背景之下，這種不安沸騰到了一個頂點。
作為觀察者和記錄者，作為研究經濟變遷和城市發展的學者，我不是預言家，我沒有預知未來的水晶球。我所能做的，只是從純粹理性的角度，梳理這40年的邏輯和拐點。
本篇文章羅列的是過去20年思考中國經濟路徑的一些要點，其中包含了對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的批評。談不上什么體系，漏洞肯定很多，需要填充的內容也很多，只希望能為未來的研究，帶來一點啟發。
“工業化先行，城鎮化接力”：中國發展道路的極簡概況：
中國GDP增長率（1999-2017年）
站在這個歷史的時點上，倘若我們梳理過去，展望未來，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和未來方向可以歸納為“從工業化到城市化”。
先實現工業化，再轉向城市化，在我國的歷史環境下，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合理性。目前看，城市化率還很低，大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也很低，城市化還有很大空間，我國的經濟增長還有很大潛力，動能來自進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城市格局的進一步改善。
光榮與夢想歸于工業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成就，根源在于快速實現了工業化。快速的工業化，為我國帶來了近4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使我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貿易體，全球的制造業基地。在基本實現了初級和中級的工業化以后，我國的工業制造技術取得了長足進步，為向高級的工業化邁進打下了基礎。我國已經建成的工業化基礎，使得我國具備了相當的經濟硬實力和技術軟實力，使得我們有條件、有可能抓住工業升級、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的歷史性機遇，實現產業持續升級，成為經濟強國。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走出了一條“工業化先行，城市化接力”的發展道路。“工業化先行，城市化接力”，是我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和未來方向的極簡概括。在很多其他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伴生的，同時發生的，沒有明顯的先后順序。我國的這一特殊發展路徑，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相輔相成的。落后國家的工業化，由于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接入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可以快速積聚資源，快速動員勞動力和籌集、積累資金，倘若政策得當，有可能實現快速的工業化。亞洲“四小龍”和我國已經取得的經濟成就，充分證明了落后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可行性。
工業化取得長足發展以后，就為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技術基礎、人力資源基礎。城市化接力工業化，是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城市是現代經濟的載體，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消費升級的容器，能夠為經濟增長帶來新動能。
工業化快速發展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城市的發展。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59%左右（2018年數字）。盡管如此，我國的城市化依然滯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有59%，但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1%左右，離發達國家80%左右的城市化率還有很大的距離，離70%的快速城市化拐點也還有很大的距離，農民工市民化還有很大的空間。
過去已去，未來已來：城市化接力工業化，成為經濟增長新動能
2013年開始，我國經濟增長發生重要變化，由工業化主導，轉型為城市化主導，集中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的“三個反超”，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和服務業部門的“一個主導”。
首先，不同規模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呈現“三個反超”：大城市經濟增速反超中小城市，消費型城市增速反超投資型城市，服務型城市增速反超制造型城市。背后的原因，是大城市基礎設施好，創新能力強，市場發育完善，內生的增長動力強，能夠更好地對抗經濟下行。在經濟下行時期，大城市能夠更好地起到經濟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其次，房地產價格發生了“一個分化”：房地產價格，由以前的大、中、小城市“同漲同跌”，轉變為“大城市大漲、中城市小漲、小城市基本不漲”。這一分化，與人口流動方向的變化一致。從2013年開始，盡管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趨嚴，但是難改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規律，人口加速向大型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流入速度減弱。
最后，服務業部門超過工業部門，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2013年，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達到46.7%，超過第二產業的44%，第一次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然后一直上漲，到了2018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52%。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時代，已經悄然到來。
國民經濟的這一系列重要變化，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代表了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我國目前的人均產出已經達到9 000美元左右，早已經是中高收入國家，離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只有一步之遙，而且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看，快速工業化的階段已經過去，城市化接力的時代已經到來。未來的精彩故事，都將圍繞“城市化”這個主題發生。
“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中國經濟結構的根源性特征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表現為工業化率偏高，城市化率偏低。比如說2015年，我國的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是1.4，世界平均是2.0，發達國家平均是3.4。這一比率衡量的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相對發展程度，從這一比率看，我國的工業化程度遠超城市化水平。
“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這一基本特征，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一方面，我國工業化進程很快，工業化程度已經很高。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國通過發展民營企業，引進外資企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措施，接入世界市場，快速積累技術、資金，與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結合，快速實現了工業化。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工業的特點是可以快速復制，發展進程可以非常快。相比較之下，城市是復雜的有機體，難以通過簡單復制快速進行，相對滯后有其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另一方面，我國“城鄉二元”的經濟制度，減慢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速度，延緩了城市化的進程。
“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這一基本經濟結構特征，是我國一系列經濟結構扭曲的根源，包括投資占比大，消費占比低，出口占比大，服務占比低。這些結構問題之間的關系，在前面章節中已經逐一詳細解釋。這里想要說明的是，這些結構扭曲，根源在于工業化的相對超前和城市化的相對滯后，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倘若我國城市化可以進一步發展，這些結構扭曲將逐步得到修復。
實施低成本、可持續的城市化戰略，建設包容、高效、宜居城市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改善人民生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徑，是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實現這一美好目標的根本抓手，是順應經濟規律，節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成本，實施低成本、可持續的城市化戰略，建設包容、高效、宜居的城市。
要科學認識城市建設中收益與成本之間的辯證關系。大城市的設施雖然昂貴，建設成本高，但是因為有大量的人口和經濟流量的支撐，可以持續分擔這些成本，反而是可持續的。小城市的初期建設成本低一些，但是人口吸納能力也低，服務的人口數量和經濟流量也低。相對于后期提供的服務流而言，小城市的設施反而是昂貴的，難以持續的。
低成本、可持續的城市化戰略，要求發展大城市和城市群，提高城市整體效率和可持續性，不能片面強調小城市、小城鎮初期建設的低成本，忽視后續發展中的高成本。小城市的這種低成本，是表面的、靜態的，長期看是昂貴的、不可持續的。
要加大和優化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投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載力。不能因噎廢食，因為城市建設和管理能力的不足而排斥外來人口，阻礙城市化進程。經驗證據表明，沒有外來人口的城市，是沒落的城市，是不會有活力的，更不會有創造性。
要推進人口城市化，除個別特殊城市的特殊區域，應盡快放開落戶限制，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從城市的過客轉化為城市的市民，更好地推動城市發展和進步。建議實施“有檔次之差，無身份之別”的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制度，緩解財政壓力，利用新增人口產生的經濟增量，動態化解決新增城市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問題。
改善民生，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源頭在于順應經濟規律，節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成本，實現低成本、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是實現美好生活的物質基礎和根本保障。對于少數低收入人口，可以采取社會兜底的辦法，精準扶貧，維護社會穩定。
探索和確立正確理論基礎，破除片面理論的不良影響
只有正確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才能準確把握未來的發展方向。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更需要探索和確立正確的理論基礎，破除片面理論的不良影響。
深入理解城市,城市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歷史上看，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城市化是同步進行的，是三位一體的。城市化在長期經濟增長中，處于基礎的、核心的地位。城市是現代經濟的載體，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消費升級的容器。只有深入理解城市，才有可能準確把握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方向。
城市的本質，是建立在一套基礎設施網絡上的功能機構網絡。由這雙重網絡構成的城市，能極大節約經濟發展的成本，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增加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城鄉協調發展，是城市化的應有之義。城市處于網絡的中心，鄉村處于網絡的外圍。城鄉融合，促進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有序流動，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分工網絡，是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必然方向。推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是深入理解城市之后的必然選擇。
正確對待已有科學理論，破除片面理論的不良影響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最偉大的經濟實踐，借鑒了現有理論的優秀成果，也對現有理論提出了反思和挑戰。
適用于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二元經濟”理論，并不適用于經濟發展的中高級階段。“劉易斯拐點”理論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也僅僅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機制性的。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生搬硬套這種描述性的理論，容易給出誤導性結論。
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動態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而不是靜態的人口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進步提高了城市部門的生產率和工資水平，促使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居民的人力資本不斷累積，為進一步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提供動力。這是一個交互的、迭代的進程，是沒有止境的。
在經濟增長的初級階段，人口的城鄉轉移，為工業發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勞動力，是工業化的重要助力。但是也要認識到，這種轉移，是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城市于勞動力的吸納，前提是城市的技術進步和工資水平的提高。
在經濟增長的高級階段，勞動力數量不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約束，勞動力質量成為主要的矛盾，剩余勞動力理論不再適用，人力資本理論更加具有指導意義。這時候如果過度關注勞動力數量，對于勞動力質量的關注不足，容易得出悲觀的、誤導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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