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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解讀中國經濟》林毅夫

上書房咨詢 2020-08-15 17:35:33

作者簡介：林毅夫

1952年10月出生于臺灣宜蘭，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國務院參事，曾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

經濟理論的作用就像一張地圖，地圖不是真實世界本身，而是幫助我們了解周遭的環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者往左會遇到什么樣的新景象，地圖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簡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標忽略了或畫錯了，經常會造成人們行動的失誤。

——林毅夫

精彩觀點摘錄

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改革作為一種政策的變動也是利益的再分配過程，因此其間總是要損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這種情況最容易引發社會矛盾。中國社會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穩定，沒有重蹈蘇聯與東歐的覆轍，正是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資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補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利益受損的那部分群體，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經濟增長從生產結構的角度主要決定于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生產要素，經濟學家所講的生產要素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資本。如果各自生產要素成比例地增加，產量也一定會增加。在三種生產要素中，變動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資本。二是產業結構，如果將給定的資源配置在附加價值高的產業部門，那么產值就高，所以經濟的增長還取決于經濟中的產業結構。三是技術，技術是產量增長的又一重因素，即使產業結構不變，各種要素不增加，如果技術取得進步，就能獲得較高的生產率，從而提高產出，帶來經濟增長。四是制度，利用給定的投入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的情況可以計算出一條生產可能性邊界，即在理想狀態下一個經濟體可能取得的最大產出。完善的制度能夠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有效利用各種資源，選擇適當的技術，獲得最大產值。

依靠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經驗，發展中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用較低成本實現自身的技術創新，從而帶來效率的提高，增加資本回報率，并通過快速的資本積累，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優勢。

中國是正處于體制轉型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問題，不能不加以關注。尤其是收入不平等及城鄉差距擴大的問題、經濟發展中資源利用無效率及環境不平衡問題、外部失衡及貨幣升值問題、貪污腐化問題以及現階段教育是量大于質的問題，另外還有社會發展滯后、技術能力不強、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全球化調整加劇、法律法規不夠完善等政治、經濟、社會乃至來自外部的各方面存在的眾多問題需要去發現和一一解決。

李約瑟之謎與中國的興衰

李約瑟提出了一個問題，被稱為是“李約瑟之謎”。這個問題包含了兩個方面：第一個是為什么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第二個方面是為什么在現代社會中國又稱為技術落后的國家，沒有繼續維持原先的領先。解決李約瑟之謎的現有理論中，其一是文化決定論，認為儒家文化強調社會的和諧，強調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所以比較保守，中國落后的原因是由于長期無法擺脫的儒家文化的影響。其二是國家競爭假說和專利保護，認為歐洲分成很多小國，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著競爭，為了讓國家強盛，各個國家就會努力去倡導科學技術，而中國是大一統國家，不存在這種競爭，由于缺乏競爭而缺乏進步。三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認為在中國當時社會經濟狀況下，對新技術的需求不足導致了中國技術進步停滯。本質上，高水平均衡與低水平均衡一樣，都是指剩余積累太少，換句話說就是，人口太多，勞動力的價格太低。作者提出的新的解釋思路，是中國在前現代社會具有優勢是因為自然條件造成的耕地生產力高于西方，人的生存成本低，人口繁衍也比較迅速。在前現代社會中是依靠經驗試錯的方式進行嘗試錯誤的技術發明，在這種情況下人多就是一種優勢，因為人多能夠進行嘗試錯誤的數量就多，技術發明的概率也更大。8—12世紀中國館技術創新曾一度不斷加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導致經濟重心南遷，人口大量南移。由于南方的陽光水、土質等環境條件提供了較高生產力水平的可能性，技術分布曲線向右移動，所以不斷有新技術出現。中國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落后于歐洲的原因是西方的工業革命，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紀和19世紀后，每當遇到技術發明瓶頸的時候，可以通過對基礎科學進行投資的方式來克服這種瓶頸，使新技術發明可能曲線不斷右移，開發出新的技術發明空間。中國由于科舉制度所產生的的激勵機制妨礙了中國人對數學和可控制實驗這種后天能力的學習，使得科學革命無法在中國產生，因此也就無法自發地從以經驗為主的技術變遷方式向以科學為指導的實驗方式進行轉變。

近代的屈辱和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思潮盛行的原因：首先是在歷次戰爭中西方列強讓中國受盡了屈辱，內心始終不愿屈服，這是一種很重要的精神狀態，如果有一種制度能夠替代西方的制度，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表現得比西方更優秀，就很容易被接受。其次，俄國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后，單方面取消了過去對中國所立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就好比一個農民欠了地主很多錢，有一天地主主動上門免除了很多債務，農民當然會對這個地主產生好感。1929年起，西方出現了十多年的經濟大蕭條，社會上到處都是失業現象，而蘇聯從1929年開始，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面，就從一個落后、貧窮的農業國家變成一個當時世界上的工業化軍事強國，這對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很吸引人的。

蘇聯1929年在斯大林領導下采用了重工業的發展的戰略，其目標與中國在1949年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政策目標一樣，遇到的困難也一樣，因此解決困難的辦法也就一樣。1929年以后，蘇聯推行的計劃經濟是在一個非常貧困落后的農業社會里短時間內建立起重工業體系的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中國在建國后的經濟情況跟蘇聯相比比較類似，所以也提出類似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

趕超戰略和傳統經濟體制

如果把目標定位為發射人造衛星或是發展重工業，那么傳統體制就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標定位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傳統體制的表現就很難讓人滿意，尤其是在于周邊國家地區比較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真正縮小同發達國家差距的只有東亞的幾個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在50年代的時候與中國大陸處于同一水平，但是到了80年代他們都變成新興工業化經濟。100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就超過了英國，接近美國的水平；中國香港地區和美國有一點差距，但也超過了英國；日本從購買力來看稍微低于美國，但是在絕對數量上超過美國很多，真正實現了所謂的“超英趕美”。

“東亞奇跡”與可供替代的發展戰略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趕上發達國家是發展的目標。為了比較好地推進這一過程，發展中國家必須改變傳統的發展思路，從決定內生現象的外生因素著手，將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為直接目標轉變為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差價為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同時政府發揮比發達國家更大的“因勢利導”作用，在信息、協調和克服外部性等為企業做好服務，創造好外部環境，促進經濟的全面健康增長。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利用在要素稟賦結構和技術產業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發揮后發優勢，加速經濟發展，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趕上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

農村改革及相關問題

從國際經濟經驗來看，我們知道美國的農民收入與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不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農民數量的減少。1870年美國的勞動力中有51%是農民，現在只剩下2%。絕大多數的農民都轉移到了非農產業中去，余下的農民才有辦法增產又增收。

向城市轉移農村勞動力是解決農村問題、提高農民收入的必要措施，但是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還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必須能在城市里找到就業機會。

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遠遠低于同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水平，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在改革之前追求的趕超戰略。趕超戰略意味著建立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產業，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根本問題就在于不符合中國一直以來勞動力的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創造的就業崗位極為有限，連城市新增勞動力的就業都很難得到解決。

為了縮小城鄉和地區差距，必須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市場，消除對各種要素價格的扭曲，讓各地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同時，也需要在硬件方面，加強交通、運輸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要素價格能夠逐漸趨向均衡。

城市改革及遺留問題

中國的改革采取的不是休克療法，一次性地把所有的扭曲都消除，而是采取漸進式改革，為了調動工人農民的積極性先實行改革放權讓利，允許技術和市場雙規并存，然后慢慢由雙軌制變成單獨的市場制。例如金融部門、自然資源和土地依然存在許多國家的直接干預和配置。市場制和計劃制的并存自然會導致兩種體制之間的摩擦，這種摩擦的表現就是在被控制的稀缺資源上兩種體制的定價會產生差異，也就是會有租金的存在。

為什么不把對資金價格、自然資料和土地價格的控制以及對某些行業市場準入的控制一次性放開？由此便引發了第二個問題的根源，即扶持國有企業的需要。之所以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扶持，除了它本身的能力不夠外，還有一方面就是國企在社會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國有企業改革

蘇東的改革思想是存量改革，也就是著眼于更有效地配置現有的資源存量，而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增量改革。休克療法的根據是通過一個比喻，即“不能分兩次跳過一個鴻溝”，但是如果鴻溝太深，兩端的距離過大，跳下去等于是自殺，蘇東的改革就是這樣的情形。

中國漸進式改革，創造出經濟的增量，讓鴻溝逐漸填平，缺口越變越小。在雙軌制下，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根據市場價格不斷調整計劃價格，兩種價格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小，而且，由市場配置的比例越來越高，所以，在溝底越來越淺、缺口不斷縮小的情況下，到最后一步就可以跨過這個鴻溝。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漸進式的增量改革方式更為有效。

金融改革

現代，經濟中最優活力的就是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最為需要的就是地區性的中小銀行和中小金融機構。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地區性的中小銀行實際上就是在“補課”，即原本應該在改革之初開始發展的，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預沒有發展起來。所以，現在要把落后的這一段時間補回來，積極發展適合目前企業和資金需求特點的地區性中小金融機構，從而促進經濟的更快發展。

在政策設計上，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銀行都不會是一個允許自由進入的航工業，政府總要對銀行的設立采取一定的限制。只要存在進入限制，已有的銀行就會擁有一定的壟斷利潤。為了不損失掉這塊壟斷利潤，銀行家在經營上就會比較謹慎。因此適度的壟斷利潤是讓銀行自律的一種制度安排。

固然發展中小銀行非常重要，目前這類機構也確實欠缺，但也不能拔苗助長。前面我們講到過，要得到資金所有者的信賴，說服他們把錢存入銀行，再把吸收到的錢貸給最優活力的企業，這些都對銀行家的才能有很高的要求。不能一時良莠不齊，為了追求數量而遍地興建中小銀行，還要保證良好的準入和行業人員的素質要求。

中國的增長是否真實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解決存量生產力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到與存量相等的“存量需求”，這種需求既有可能來自于投資也可能來自于消費。“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愿望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個概念在市場經濟的國家里是不會有的，因為只要有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在一般的市場經濟國家里，這樣的需求基本上就能得到滿足。第一個的存量需求是外國投資企業的投資需求。第二個存量需求是私人企業的投資需求。第三個存量需求是城市里的消費需求。

完善市場體系，促進公平與效率統一，實現和諧發展

過去提出的“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思路是有問題的，而且在講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時候，對效率的定義經常是以能夠發展發達國家的那些產業、形成發達國家那樣的企業形態為標準，這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必然會導致就業不足、收入產局加大等問題。

為了正本清源，還是應該在一次分配中就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使經濟能夠又好又快的發展，在就業不斷增加的過程中逐步縮小城鄉和地區的收入差距。人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就有了支付能力，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也能得到根本解決。與此同時，外部性的問題交由政府來解決，這樣就能避免資源過度密集和破壞自然環境的發展方式，從而實現“五個統籌”，實現和諧社會的構想。

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與總結

現代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也是在放棄一些不合實際的、暗含的基本假設而不斷發展深化的。現代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馬歇爾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粗具雛形。馬歇爾的理論體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現在還在為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設外，還假設了信息是充分、對稱的和交易費用不存在等。馬歇爾的理論體系在解釋和預測眾多經濟現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種商品的價格上漲，人們購買該種商品的數量通常會下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勒的最大貢獻就是放棄了完備信息的暗含假設，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價值，信息的獲取有成本，使信息成為現代經濟分析的一個重要考慮變量，這也是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本質上是一些簡單的因果邏輯體系。社會科學理論是否適用于某個國家取決于其理論的前提假設是否和該國重要的社會經濟條件一致。從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找出關鍵的條件變量從而建立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體系，通常只有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對這個社會的歷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會科學學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必須擺脫一味去“西天取經”的思維定式，在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積極研究中國與其他發達中國家過去百年多來的現代化探索成功和失敗的經驗與教訓，以及當前國內、國際社會的現實，創造性地構建出一套能夠揭示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本質、面臨的限制和機遇的新的思想體系、理論觀點。

附錄：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

前現代經濟的特征：庫茲涅茲的研究中有一項非常有趣的發現：在前現代社會（工業革命前的社會）經濟增長的特征是人口增加，經濟規模擴大，但是人均收入卻基本保持不變，這種增長屬于外延性的增長。

現代經濟增長的特征：人均國民收入會長期地持續地增加，當然人口數量也會有所增長。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對于基礎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業方面的問題可能會給經濟帶來重大打擊，因此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重視發展工業的同時，也一定要重視發展農業，以及農業的技術進步。

生產增長的潛力是否能夠被挖掘，除了是否發生技術變遷以外，還在于是否有配套的制度作保障。一種有效的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方式是以自發性的制度變遷作為基礎，這樣的制度推行的過程會更加順利。如果沒有自發的基礎，僅僅由政府和社會精英來推動，那么通常只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把組織層面建立起來，即使在組織層面建立起來以后，如果沒有配套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也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結果往往會以失敗告終。

附錄：前現代社會中國人均收入長期保持不變和人口眾多之謎

謎題一：中國的人均收入為什么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不變

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經濟增長方式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前現代社會沒有技術變遷，而在于前現代社會的技術變遷主要集中在農業部門，而現代社會的技術變遷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并由此導致對必需品、非必需品和養孩子的相對成本變化。

謎題二：為什么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

中國在歷史上人口密度一直高于歐美國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氣溫適合于生產畝產更高的糧食作物，單位面積里養人的成本低，相等面積的土地能夠養活更多的人，所以人口密度也就居高不下。

附錄：全球經濟失衡、儲備貨幣及全球經濟治理

實現全球經濟復蘇和長期增長的“雙贏”方案，可以基于一個全新的國際金融架構，其間伴隨著高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同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在金融方面，一個解決對策是創設一個全球經濟復蘇基金，由硬通貨國家及高儲備國家支持并由多邊開發銀行管理，該基金將用于資助發展中國家突破瓶頸及提供生產率的投資項目。這些投資將增加對高收入國家生產的資本品的需求，并且降低其目前的失業水平，還將有助于發展中國家長遠的增長。某些投資項目可用于高收入國家，關鍵是投資的質量。基金本身還可以與高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改革相結合，為投資創造空間并提高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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