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充分做好應對危機長期化的準備。要充分認識過去20年全球市場不斷擴張的時期已經結束，國際市場收縮在相當長時間將成為常態，必須轉變戰略基點、堅持擴大內需，為經濟平穩較快的發展提供新的持久動力。

2. 我國戰略機遇內涵發生變化，轉方式迫在眉睫。許多大企業在上次大蕭中誕生成長，這種成長和大國興替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率先實現結構調整和技術調整的國家和企業，才會在新一輪技術增長周期中贏得發展先機和主動。

3. 避免走向過度負債型經濟，重視調控由金融引發的波動。貨幣金融環境不能助長債務型經濟過度發展。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堅持金融服務實際經濟的本質要求。

4. 調整完善社會制度和政策，大力促進社會核心。當前歐美國家社會分裂，西亞、北非社會動蕩的傳染效應在信息化時代更加明顯的情況下，化解我國社會矛盾的任務更加迫切。

5. 新形勢、新任務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出新要求。在我國轉型升級任務極為迫切和市場經濟制度仍然薄弱的形勢下，要防止對危機發生原因和我國應對危機相對成功的誤解、誤讀，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加快推進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改革，保護產權、打破壟斷，開放市場，促進競爭，為盡快實現轉型提供利益和激勵保障。

6. 塑造良好民族文化，提升國民整體素質。國民文化素質是一國競爭力的內核，在我國發展爬坡的關鍵時期，要充分認識簡樸誠實、艱苦創業、勤勞奮斗是防范危機的根本，安于享樂、不勞而獲、快速致富是危機孕育的最佳土壤。

7. 在走出危機的激烈國際博弈中維護利益、適時出手。美國在大蕭條和二站中，通過適時保持中立，避免卷入戰爭，完成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終確立。我國也要密切關注外部環境變化對我國的影響，不輕易對外承諾，謀定而后動，選擇最佳出手時機，最大程度實現我國的國家戰略意圖和利益。

8. 在全球經濟治理新構架確立過程中，由積極參與者向主導塑造者轉變。我國經過準確判斷國際形勢的現狀和趨勢，清晰界定我國的利益，突破現有的由西方國際設定好的制度規則框架，反映和傳遞與我國利益相一致并具有中國特色的有關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和重大國際議題的核心觀點和主張。

• 貨幣金融視角的啟示

1. 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兩次危機說明，宏觀管理政策體系在維護金融穩定、防范系統性風險方面應發揮重要作用。為了應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協調配合、互為補充的體制機制，發揮中央銀行在加強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主導作用，加強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

無論是大蕭條還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在資產泡沫的初期，中央銀行都沒有及時應對。中央銀行除了要控制一般意義上的通貨膨脹，還應擴展貨幣政策調控視野，關注資產價格膨脹、資本流動、影子銀行衍生的流動性等因素對傳統貨幣政策目標的潛在影響，以適應金融市場結構的發展變化。

無論是在政策經濟環境下，還是在危機期間，只有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得到充分有效的傳導，政策意圖作用于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的路徑才會通暢。當前晚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首要任務是完善信貸傳導渠道。同時，應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改革，使理論真實反映資金供求關系。

2. 完善金融安全網，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規模迅速擴大，金融體系內不同行業的關聯性不斷提高，大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以及組織復雜、業務多元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系統重要性特征日益突出。目前，我國金融改革和金融業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更要處理好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關系，建立健全系統性風險防范預警和處置機制。兩次危機的經驗表明，設計良好的存款保險制度可以增強市場信心，減少擠兌和銀行危機的相互傳染，降低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我國要從體制機制上處理好行業發展、金融監管與消費者波阿虎直接的關系，避免為促進行業發展而偏離對消費者的保護。

3. 深度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改革，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

美國的國際貨幣中心地位仍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維護沒有穩定對于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穩定仍至關重要。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我國的金融機構和企業也將受到更國際化的監管和標準要求。應該及時跟蹤并評估國際準則偶同意的進展，分析其對我國的影響，并適時采納對我國經濟體系使用的國際準則，以便于我國金融機構和企業走出去，并提高世界對我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認可度。

1. 全球化趨勢根本不會逆轉。主要經濟體訴諸大規模保護主義行動的可能性較小，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尚未遭到實質性調整。

2. 經濟結構調整勢在必行。本次危機的爆發表明，以美國過度消費為主要驅動哪里的全球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一是美國增長過度以來消費，二是出口導向型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增長過度依賴美國市場。

3. 重視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調節。凱恩斯關于政府通過經濟干預創造有效需求，從而引導經濟走出危機的觀點，對于嚴格奉行“自由競爭、市場自動調節平衡”準則的傳統市場經濟理論，無疑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雖然不同意凱恩斯將大蕭條完全歸咎于需求不足的判斷，但其關于調整貨幣政策解決蕭條問題的觀點，同樣也驗證了政府干預經濟運行，尤其是在危機時期進行積極干預的極端重要性。

4. 審慎對待信用擴張。信用擴張不一定能刺激經濟增長，反而可能導致資產泡沫膨脹。如果消費者將持有的貨幣用于購買房地產和股票等吸納能力比一般消費品更有彈性的資產，信用越擴張，資產價格越膨脹。

5. 加強社會保障和維穩工作。中國雖受到危機直接沖擊，但危機后，我國面臨艱巨的經濟結構調整任務，人口老齡化趨勢將與經濟轉型風險疊加，同時國際經濟的持續動蕩和社會極端思潮的傳播也將對社會造成潛在威脅。

6. 加強國際經濟協調。我們需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陰云并未完全散去，這不利于世界經濟復蘇；二是過度協調，也可能加劇國內經濟問題。

1. 政府干預還是自由市場？

對于分析平滑短期經濟波動，凱恩斯的分析框架雖仍然有效，但凱恩斯主義者將政府對景氣波動的干預常態化也是有問題的，而要解決長期經濟增長問題，凱恩斯主義則顯得力不從心，還需要運用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在一個更一般的框架下討論如何建立在建立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更有效的制度。

我們既要相信市場，也要承認市場是有缺陷的。尤其對于剛剛脫身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來說，我們當前面對的問題還不是市場的“缺陷”，而是市場的“缺失”。

2. 韜光養晦還是趕超or競爭？

凡是能夠處理好與美國關系的國際和地區，經濟都獲得了快速發展，相反，凡是跟美國搞對抗的國際和地區，不僅經濟不能發展上去，甚至連社會穩定都難以維持。因此，中國今后一個時期的策略選擇應當是繼續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即以韜光養晦為主，并適度的有所作為。

3. 社會福利保障如何做？

兩次危機的啟示是：社會保障既不能缺失，也不能過度。社會保障缺失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消費不足，從而造成生產相對過剩，影響社會穩定。但是，如果社會保障過度又容易導致過度消費、經濟失衡，最終造成政府的債務負擔過重，美國此次的金融危機演變為債務危機就是最好的證明。

4. 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的關系

一些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往往容易出現“金融壓制”，從而導致金融發展滯后，并制約實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一些國家（主要是發達國家），往往容易出現“金融過度”，也會破壞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的發展必須合理適度，必須適應實體精進發展的需要，必須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階段和實際水平相適應。“金融壓制”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而“金融過度”也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1. 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的平衡

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仍然很重要，但不再是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單純依靠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牧區繼續進行經濟轉型，提高要素配置要效率。

轉型過程中，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放緩，但如果不及時轉型，原有的經濟增長凍能力將逐步耗盡，短期的陣痛是為了長期可持續發展。

2. 收入分配和增長效率之間的平衡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卻忽略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配置不平等，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問題。所以，重點是提高社會流動性，為不同階層的社會成員創造均等的教育和就業機會，充分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避免社會結構固化導致的階層固化。

3. 公司治理與政府監管之間的平衡

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基礎，但僅僅是依靠企業自身是不夠的，政府要科學的發揮監管職能。尤其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要制定科學的薪酬制度和評價體系。

4. 提供融資渠道和避免資產泡沫的平衡

因為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夠發達，缺乏可投資的金融資產；同時實體經濟因為多年超常投資形成大面積產能過剩，注入實際的資金很容易轉入流入規模本來就很小的金融市場，從而形成對泡沫的推波助瀾。

5. 金融自由化與金融監管之間的平衡

要更進一步推動會計準則國際化，根據我國現實，限制公允價值計量方法的使用，完善上市公司財務披露，進一步培育本土信用評級機構和運營模式。

6. 鏈接部分與金融體系間的平衡

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直接的鏈接部門是金融體系良好運轉的必要條件。目前，我國金融體系正處于快速發展變革之中，但鏈接部分卻沒有實時跟上，相關制度仍不完善。

7. 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直接的平衡

拿捏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制度完善使得非正規金融能夠浮出水面，最終被納入正規金融體系之中。當然，這需要時間。

8. 人民幣的崛起與國際貨幣體系之間的平衡

隨著世界資本市場國際化、一體化的過程，各國資本市場相互關聯越來越緊密，不再是獨立、分割的市場，這樣，一國資本市場發生的問題，可能會傳染給其他國家的資本市場。

作者：趙璐，經濟學博士，上書房信息咨詢公司合伙人，高級顧問